奉命开创敌后根据地

晋察冀这个地名，年轻一代的人可能对它已经很陌生了，年纪大的人，应该是比较熟悉的。晋，就是山西省；察，是察哈尔省，旧省名，首府是张家口；冀，就是河北省。晋察冀，就是这三个省交界的这一大片地方。

在中国革命的早期，由于弱小的革命队伍需要发展，只好往偏僻的地方钻，几省的结合部往往是敌人力量的薄弱地带，所以这些地方就容易成为革命力量的温床。

这个地区的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它的核心区域位于平汉（北平至汉口）、平绥（北平至归绥）、正太（正定至太原）、同蒲（大同至蒲州）四条铁路之间，它像一把尖刀插向敌人的心脏，直接威胁北平、天津、保定、石家庄、太原、大同、张家口等敌人的战略要点。有了它，就可以拖住敌人。

晋察冀边区，是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创建的第一个敌后抗日根据地。父亲的命运和晋察冀的命运是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

1937年9月24日，也就是平型关战斗打响的前一天，毛泽东发给八路军总部的电报中说：“山西地方党目前应以全力布置恒山、五台、管涔三大山脉之游击战争，而重点在五台山脉。”

10月20日，毛泽东又发出一封重要的电报，指出：敌占太原后，战局将起极大极快之变化，第115师等部和八路军总部有被敌隔断的危险。因此，拟作以下部署：留115师独立团在恒山、五台山地区坚持游击战争，115师主力转移到汾河以西吕梁山脉；总部应该转移至孝义、灵石地区。根据毛泽东的这个电报精神，中央决定，父亲留守五台山地区，创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

当时，115师的师部离总部很近，父亲担负这一重任是在五台南茹村由朱德、彭德怀、任弼时等当面告诉他的。随他留下的部队除了独立团，还有骑兵营、八路军总部特务团一部，加上其他一些小单位，总共3000人。

对于父亲来说，这是一次重要的转折。在这以前，他一直跟随在中央和毛主席身边，带的是主力部队，打的是主攻。可现在，他要孤悬敌后，独当一面了。受命的当天夜里，他久久无法入睡。他本来早就不吸烟了，这时又把烟斗翻了出来，一个劲地吸。

娘子关失守后，战局急转直下，日军疯狂扑来，太原危在旦夕。夜色下，115师主力向南开拔，父亲与罗荣桓等老战友话别后，久久地望着自己的老部队消失在山边尽头。

太原城陷落了，各路人马远去了，在山西北部响了两个月的隆隆炮声停息了，日本鬼子占领了他们想占领的地方。父亲他们留下来了，他的手下只有3000人，而他们的周围全是正在势头上的日本鬼子。

他们能不能生存下来？能不能立住脚？能不能有个大发展？当时有很多人心里是没底的，父亲与主力分手后，他在五台山上写下了两句话：“为保卫祖国而奋斗到底，誓与华北人民共存亡！”

11月7日，晋察冀军区在五台县石嘴的普济寺宣告成立，父亲首先宣布中共中央军委的命令：军区由他任司令员兼政委，唐延杰任参谋长，舒同任政治部主任，查国桢任供给部长，叶青山任卫生部长。这几个人便是晋察冀的老班底。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一直关心着悬在敌后的父亲和他的3000人马。毛泽东当然清楚，如果这第一个敌后根据地创建得顺利，那么，就会极大地增强八路军在别处创建根据地的信心，这就可以使毛泽东关于抗日战争的一系列战略构想成为现实。共产党靠什么？靠人民，当年在苏区，凡是根据地建设搞得好的时候，部队就能大发展，如今也应该是一样的。所以，在晋察冀军区正式宣告成立的第二天，毛泽东就给父亲发来电报，电报中说：“阎将无力再过分干涉八路军之地方工作，故八路军将成为全山西游击战争之主体。应该在统一战线之原则下，放手发动群众，扩大自己，征集给养，收编散兵……不靠国民党发饷，而靠自己筹集供给之。”

父亲后来说：“正是毛主席对晋察冀的关心和厚爱，使同志们的信心越来越足。”

日军兵力不足，确实是其大患。由于日军正集中兵力长驱直进，后方相当空虚，加上五台县、阜平县不是交通要道，所以日军一直没来。父亲他们便抓住这个有利时机，大刀阔斧地开创根据地。

抗日烽火，在五台山点燃

抗战时期的聂荣臻

五台县，应该说是晋察冀根据地最早的立足点。军区成立后，部队没地方住，只好住在五台山的寺庙里。五台山是我国四大佛教圣地之一，那里有三百多座庙宇，这些庙宇，分为青庙和黄庙两种，和尚庙叫作青庙，喇嘛庙叫作黄庙，当时山上共有汉、蒙、藏、满各族僧人1700多人。父亲回忆说：“对于这些和尚和喇嘛，我们很尊重他们，同他们相处得也很融洽。”

父亲一直记得他第一次上五台山的情景。五台山佛教僧会会长、大法师然秀，得知聂司令要来看望出家人，特地组织了寺庙乐队欢迎。12个僧人披着袈裟，分列两行，钹箫笙笛齐鸣，皮鼓小锣轻敲，声音幽雅动人，使人犹如坠入仙境。父亲高兴地说：“真想不到，在这偏僻的山乡，在这四面被敌人包围的境地，还能听到如此幽雅的音乐。”

父亲亲临寺庙宣传中国共产党的宗教政策和抗日救国纲领，加上八路军进驻寺庙后，非常爱护文物古迹，对僧侣们态度十分友好，众僧看在眼里，深受感动。僧侣也是中国人，也痛恨日本鬼子，大法师然秀代表五台山僧众表示：“出家人慈悲为怀。吾等出家不出国，保不住国家，佛教、寺庙何存！抗日救亡，僧众有责！”

在父亲等人的感召下，五台山寺庙成立了由青年僧人组成的抗日自卫队。他们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和特定环境，积极以各种形式参加抗日，想方设法营救被日军关押的八路军和群众，他们中的许多人还拿起枪，勇敢地与日军搏杀，在当时，仅菩萨顶的和尚就消灭日军30多人，当地群众称赞五台山的和尚为“革命和尚”。以后，晋察冀军区专门把这些和尚僧侣组织起来，建立了一支连队，人称“和尚连”。

2002年9月中旬，我们从平型关来到五台山，在万佛阁和殊像寺，常青法师和圣忠法师虽已都年过七旬，但在谈及五台山的和尚、喇嘛们面对日本侵略者奋袂而起抗击其暴行时，他们仍然掷地有声，情绪激愤。

当年的“和尚连”里，有个法名叫禧钜的小和尚，后来担任了五台山佛教协会的会长，成为一代法师。禧钜大法师一直没有忘记领导他们抗日的聂司令，2005年11月中旬，83岁的他到北京办事，专门到父亲的铜像前鞠躬致敬，参观了父亲的纪念室，还庄严地挥笔题写了四个大字：“功德无量”。

连五台山的和尚喇嘛都发动起来抗日，在当时，一度传为佳话。

抗日的火，在五台点起来了。但是父亲总觉得，把军区指挥机关设在五台，位置也不适中，应该往东靠一靠。他决定到河北的阜平去，那里的位置更好，更靠近平汉路。平汉路两侧人口稠密，有利于发动群众，扩大武装，也有利于将来向富裕的冀中、冀东发展。

1937年11月18日，父亲率领军区领导机关抵达阜平县城。从此，这里就成了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中心地区。

父亲他们刚到达阜平的第6天，日军就集中了两万多兵力，沿平绥、平汉、正太、同蒲四条铁路干线，分8路围攻刚成立的晋察冀军区，妄图扑灭华北腹地的这股新生力量，因为在短短的时间内，他们就迅猛地发展起来，不断地骚扰各地的日军，令敌人日夜不得安宁，简直不胜其烦。

父亲指挥各路部队迎敌，战斗力强的“老”部队机动使用，新组建的游击队利用敌人对地形不熟悉，战线过长的弱点，拼命地骚扰他们的后方，破坏交通。一个月的时间里，父亲指挥部队接连打了几个胜仗，毙伤日伪军1000多人，敌人除了占领几座县城外，一无所获，最后只得于12月下旬全线撤退。

这算是晋察冀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反扫荡。这个胜利正式宣告，父亲他们在晋察冀山区站住了脚跟。

五台山的烽火逐渐向四周蔓延，北平和天津这样的大城市，也感受到了。著名民主人士李公朴先生曾在他的著作中写道：“英勇的指挥者聂荣臻将军”签署的军区“核桃大小字的布告”，居然贴到了“恶魔和无耻的走狗所盘踞的北平城内外”，使“敌伪汉奸倒抽一口冷气”。

日本同盟社也发出电讯，惊呼：“五台山岳地带为共产军在山西蠢动之策源地，更为向山西、绥远、京津诸地方实行赤化工作之根源。”

亨利·基辛格是美国著名学者和外交家，在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过程中，充当过极为重要的特殊角色，是两国最高级会谈的先行官。他与毛泽东有过多次热情的会见，进行过长时间的真诚而无拘束的谈话，毛泽东给他留下终生难忘的印象。

高深莫测的主席

1969年，理查德·尼克松当选美国总统后，通过各种有效的途径，谋求访华，以实现中美两国国家关系正常化。可是，1970年5月，美国政府悍然出兵入侵柬埔寨。中国政府对此迅速作出反应，5月20日，毛泽东发表《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声明。读过毛泽东的声明后，尼克松愁眉不展，满腹心事，以为刚见缝隙的中美关系的大门，又将重重封闭，自己为此所作的努力，将要付之流水。他心烦意乱，立即让基辛格研究毛泽东的声明，基辛格毕竟是国际问题专家，自有独到的理性思辩，他很快便送来自己的见解和分析：

实质上，……那是一篇非常空洞的声明。……它没有提出什么威胁，没有承担什么义务，对你没有进行人身攻击，在有争议的双边问题上避免表态。从策略上看，毛的声明是要达到这么几个目的：

——利用你在柬埔寨的行动大肆宣传。

——以毛的个人威信加强中国人对西哈努克的支持。

基辛格的分析可为一家之言，也有不无道理之处。然而，四个多月后，当毛泽东传递另一重要信息时，他却和尼克松一样，也是姑妄听之，如风过耳。1971年10月1日，中国举行例行的国庆活动，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美国著名记者斯诺和他的夫人，斯诺夫妇分别站在毛泽东身旁，共同观看广场上人潮涌动的游行队伍，新闻记者立即拍下了毛泽东和斯诺夫妇在一起的照片。《人民日报》在第一版头条位置，发表了这张照片。可是，如此重要的信息却被尼克松和基辛格忽略了。这一切使基辛格感到思维的愚钝，后来，他在回忆录里感叹道：

他们传过来的信息是那么拐弯抹角，以致我们这些粗心大意的西方人完全不了解其中的真意。十月一日，中国国庆节那天，周恩来把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和他的妻子领到天安门城楼上站在毛旁边检阅一年一度的国庆节游行，而且照了相。这是史无前例的。没有哪一个美国人享受过那么大的荣誉。这位高深莫测的主席是想传达点什么。斯诺自己后来谈论这一事件时指出“凡是中国领导人公开做的事情都是有目的的”。事情过后我才终于理解到，毛是想以此为象征，表示现在他亲自掌握对美关系。

但是，这在当时真是一种远见卓识。我们在关键时刻理解不到他的真意。

毛泽东或许知道西方人的粗心大意，12月18日，又将斯诺请到中南海，两人长谈5个小时，毛泽东让斯诺公开传递这样的信息：“我欢迎尼克松上台”。欢迎尼克松来中国，“我愿意和他谈，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当作旅行者也行，当作总统来谈也行”。至此，基辛格才体会到毛泽东为中美关系进展，可谓是煞费苦心，寓意深刻。于是，1971年7月9日，他以极为秘密的方式，悄然访华。这次，毛泽东没有接见他，周恩来等和他进行会谈，谈的很成功，双方约定同时发表公告，基本确立尼克松的访华日程。

学者的隐居处

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正式访问中国。当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书房会见尼克松和基辛格。这是基辛格第一次与毛泽东会晤，那天11时27分，尼克松的专机降落在北京首都机场，周恩来等前来迎接，并把他们接至钓鱼台国宾馆。用过丰盛的午宴后，尼克松和基辛格又由周恩来陪同，乘坐红旗牌轿车，来到毛泽东的中南海书房。基辛格回忆说：

轿车一直开到正门前的门廊下。走过过道，我们来到毛泽东的书房，这是一间中等大小的房间。四周墙边的书架上摆满了文稿，桌上、地上也堆着书，这房间看上去更像是一位学者的隐居处，而不像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的全能领导人的会客室。房间的一个角落里摆有一张简易的木床。我们第一眼看见的是一排摆成半圆形的沙发，都有棕色的布套，犹如一个俭省的中产阶级家庭因为家具太贵，更换不起而着意加以保护一样。每两张沙发之间有一张铺着白布的V字形茶几，正好填补两张沙发扶手间的三角形空隙。 毛泽东身旁的茶几上总堆着书，只剩下一个放茶杯的地方。沙发的后面有两盏落地灯，圆形的灯罩大得出奇。在毛泽东的座位的右前方是一个痰盂。来访者一进入房间，毛泽东就从沙发上站起来；在我最后两次见他时，他需要两个护理人员搀扶，但他总是要站起来欢迎客人的。

毛泽东站起身来，和尼克松、基辛格握手，表示热烈欢迎。他目光敏锐，面带嘲讽，毫无避忌地说：“我说话不大利索了。”毛泽东因支气管炎和肺气肿，经常咳嗽、喘息。他和基辛格握手时，久久地注视着，还用下额点了点头说：“哦，你就是那个有名的博士基辛格。”基辛格高兴地说：“我很高兴见到主席。”毛泽东还调侃着说要和基辛格谈论哲学问题。基辛格似乎已经领略到毛泽东的风采，感觉到他和戴高乐一样，是世界上少有的具有典型个性的魅力型的领袖人物。

当基辛格说到尼克松访华必然要遭到一些人的反对时，毛泽东说：“正是如此。有些人反对你。我国国内也有反动集团，反对我们与你（指尼克松，作者注）接触。结果呢，他们跳上飞机逃往国外去了。”“放眼世界，美国的情报比较正确。其次是日本。苏联呢？他们最后总算跑去挖出尸体了（指林彪等人坠机案）。”毛泽东还告诉尼克松和基辛格，“咱们的共同朋友——蒋介石委员长不会赞成这个。”“其实，我们跟他的友谊比你们跟他的友谊历史还长。”在谈到中美最高级会谈时，毛泽东郑重地说：“我跟早几天去世的记者斯诺说过，我们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何必那么僵着呢？一定要谈成？”“一次没有谈成，无非是我们的路子走错了。那我们第二次又谈成了，你怎么办啊？”

虽然中美之间已经开始最高级会谈，可是，尼克松和基辛格对于中方的态度和立场，还是不甚了了，心中无底。然而，听罢毛泽东的一番谈话后，心中的疑虑随之消释，他们相信，尽管中美友好关系的进程是艰难曲折的，可是，前景却是可以开云见日的。基辛格把与毛泽东的会谈比喻为“瓦格纳歌剧的序曲”，他说：“后来，我慢慢体会到毛泽东的谈话有好几层意思，就像紫禁城内的庭院，一个比一个深地套着，除了比例略有变化以外没有什么区别，而他最后的那个意思只有在长时间思考以后才能从总体上把它抓住。”例如，在谈到中美20多年没有民间往来和贸易时，毛泽东说是由于“官僚主义”所致，他甚至坦率地承认：“后来我看到还是你们的做法对，我们就打乒乓球了。”基辛格认为，毛泽东“不仅是回顾历史和作出委婉的道歉，还意味着在首脑会谈中双方的贸易和交流问题将取得进展”。

基辛格第一次秘密访华时，看到到处是“打倒美帝国主义！”等标语口号，他对此很不愉快，曾经向中方有关部门表示过不满。他怎么也想不到，这次，毛泽东竟然提起此事，并且笑着说：“我认为，一般地说来，像我这样的人放了许多空炮，比如，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倒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一切反动派，建立社会主义。”毛泽东还说：“你（指尼克松，作者注）可能就个人来说，不在打倒之列。可能他（指基辛格，作者注）也不在内。都打倒了，我们就没有朋友了嘛。”基辛格认为，毛泽东说自己“放空炮”，实际上是在暗示，不要认真看待中国到处墙上写着的喊了几十年的口号，“中国领导人在和我们打交道时已经超越了意识形态。他们实际上是同我们订了一个无形的互不侵犯条约，从而解除了一个方面的敌情。”

苏格拉底式的对话

毛泽东和尼克松、基辛格在中南海书房首次见面，互致问候后，毛泽东便说：“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说是我们几个要吹的问题限于哲学问题。”尼克松在来中国之前，阅读了大量的资料，得出这样结论：毛泽东和周恩来是“有哲学头脑的人物，他们不是仅仅讲究实际的、注意日常问题的领导人”。所以，当合众国际社记者向他采访时，他便有意通过媒体表示出这样的意愿，期望“同共产党主席毛泽东和周恩来总理的谈话从哲学的角度来进行，而不是只集中讨论眼前的问题。”毛泽东是通过阅读每天一本的《参考资料》，才获悉这一信息的。毛泽东开玩笑说，哲学可是个难题，可能应该请基辛格博士谈一谈。当尼克松列举许多具体的国际现象时，毛泽东便客气而又坚定地说：“这些问题不是在我这里谈的问题。这些问题应该同周总理去谈。我谈哲学问题。”基辛格发现毛泽东确有哲人的睿智和机辩。他说：毛不像多数政治家那样，要旁人给他准备讲稿，然后假装即席讲话，或者照本宣科。他轻松自如，似乎随随便便地引导着苏格拉底式的对话，从中表达出自己的真意。他在开玩笑之中夹带出主要的论点，牵着对话者转来转去。……毛泽东省略的词句像墙上的人影，虽然是现实的反映，却没有现实的内容。他的话指点了一个方向，但却不规定前进的道路。

在一种融洽的气氛中，这种苏格拉底式的哲学对话，循循善诱，因势利导，探询中美友好关系的合理性、长远性和战略性的前景。尼克松说：“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是赞成我这次访问的，苏联不赞成；日本是怀疑的，它已经表示了这种怀疑；印度不赞成。所以，我们要研究为什么会这样，并决定我们的政策，看就全世界来说，我们应如何发展，而不是看眼前的问题。当然，朝鲜、越南、台湾这些问题也要讨论。”尼克松以哲学思维的逻辑性，把中美关系放在国际格局的战略位置来讨论，毛泽东对此极表赞成。

尼克松：……究竟怎样好，是要日本处于中立和不能自卫的状态，还是在一个时期内让日本同美国具有某些关系，这都是属于哲学范围的问题。……总理指出，他感到美国在伸手，苏联在伸手，那么问题是，人民共和国面临的危险，是来自美国的侵略，还是来自苏联的侵略？这是一个困难的问题，但是我们要讨论这个问题。

毛泽东：来自美国方面的侵略，或者来自中国方面的侵略，这个问题比较小，也可以说不是大问题，因为现在不存在我们两个国家互相打仗的问题。你们想撤一部分兵回国，我们的兵也不出国。

基辛格认为，毛泽东虽然没有公开承诺，但却有着明显的暗示，而正是这个暗示，“消除了美国两届政府的噩梦，害怕中国会武装干涉印度支那。”他说，对毛泽东这句话的前半段，“通过排除法，显然说明苏联是毛泽东在安全方面主要担心的对象。”基辛格可谓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其实，当尼克松提出中国的危险，是来自美国或者来自苏联时，毛泽东并没回答这个问题，而告以：“现在不存在我们两个国家互相打仗的问题。”如果按照基辛格的“排除法”，毛泽东是在暗示尼克松和基辛格，中美两国既然不会“互相打仗”，那么，在“中、美、苏三角关系”中，苏联便是中美两国共同的威胁。

基辛格之所以将毛泽东与尼克松的对话，称之为苏格拉底式的对话，就是因为毛泽东不是从眼前利益来观察中美关系，而是从“哲学”的角度讨论中美关系，寻找中美双方共同关心的切入点，以及中美友好关系的共同利益，毛泽东还在谈话中暗示出美国所关心的问题。基辛格说：

尼克松雄辩地介绍了他从反共立场到今天来北京这一段漫长的路程，所根据的论点是，我们两国外交政策的利益是一致的，两国谁也不威胁对方。毛泽东趁这个机会对于美国的盟国作了一个重要保证：……他说，我们“也不威胁日本和南朝鲜”。在保证中国不会到国外进行军事干涉以及谈到日本和南朝鲜时，毛泽东是在告诉我们，北京不会对美国的主要利益提出挑战。

压倒一切的魄力

1975年10月21日傍晚，基辛格在邓小平等陪同下，再次受到毛泽东接见。此时，毛泽东的身体状况极为衰弱，连站立说话都十分困难，他坦率地对基辛格说：“你知道我浑身都是病。我很快就会上天堂了。”看着这个病弱的老人，通过他的言谈举止，基辛格仍然认为：“毛泽东的思想还是清晰而带嘲讽的。”他要求毛泽东接见他的夫人及其他随行者，立即得到应允。毛泽东和基辛格夫人握手后，要了一张便条，写下这样的话，说基辛格夫人的个头比基辛格还高。那种神态是那么的亲切和天真。送走基辛格夫人等人后，他们开始正式会谈，毛泽东谈话已十分困难，唐闻生和王海容认真、重复地听着，确认无误后，再用英文翻译出来，有时，毛泽东将他说的话写在纸上，再由她们翻译。毛泽东不时用力做着手势，以强调他谈话中的重点。

中美两国关系的关键是台湾问题，在1972年起草《上海公报》时，双方就一直为此而纠缠不清，还是基辛格精明过人，提出：“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这句话被写入拟稿中的《上海公报》，障碍排除了，《上海公报》才得以发表。毛泽东坚持美国只有同台湾断绝所谓“外交关系”，中美才可能建立国家间的外交关系。在涉及中国主权的原则问题上，毛泽东寸步不让，毫不妥协。但是，从中美联合对付苏联扩张的大目标考虑，毛泽东在台湾问题上又表示出极大的耐心。他对基辛格说，世界上的事情不要看得那么死，那么着急干什么呢？台湾就是那么一个岛，一千几百万人，暂时没有台湾也可以。他所更关心的是何日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至于中美建交的具体时间问题，毛泽东又说，由你们定，我们不催，你们如果需要就办，如果还不行就推迟下去。基辛格对此印象极深，他说：

毛泽东从来没有对台湾问题表示过不耐烦，没有规定过任何期限，没有进行过任何威胁，或把它作为我们两国关系的试金石。“我们可以暂时不要他们，过一百年再说吧。”“为什么要这样匆匆忙忙呢？”“这个（台湾）问题不是大问题。国际形势才是大问题。”“台湾事小，世界事大。”这是毛泽东多次向我们说明的他关于台湾问题的意思。

毛泽东饶有风趣地说，我们跟苏联建了交，但关系就不那么好，还不如跟你们的关系好些呢。毛泽东认为，这不是什么重要问题，整个国际问题是重要问题。基辛格理解毛泽东的意思，那就是在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受侵害的大前提下，中美两国为了共同对付苏联，中国宁可在台湾问题上耐心等待。毛泽东对基辛格说：“杜鲁门、约翰逊前不久都去世了，过去美国对中国、对越南的政策也已经埋葬起来了。那个时候，你们反对我们，我们也反对你们，所以彼此是对头。”“以前的对头，现在我们的关系是叫什么，Friendship（友谊）。所以就这样（把两只手握在一起）Hand-in-Hand（手握手）！”他还诙谐地说，“你的文件我们是不偷的，（不信）你故意放在那里试试看嘛”，“搞那些小动作没有用，有些大动作也没有用”。

美国和西方的一些政要在对待苏联的问题上，有着根深蒂固的绥靖思想，总想同苏联妥协，把这股“祸水”引向中国。1972年5月，尼克松就是怀有这样的侥幸心理访问苏联，与勃列日涅夫达成第一阶段战略武器协议，国际社会也为之蒙蔽，以为美苏真的会出现“缓和时期”。毛泽东在谈到尼克松的苏联之行，毫不掩饰自己的不满情绪，他拍打着自己的两个肩膀比划着，嘲讽地说：“我们认为你们做的是从我们的肩膀跳到莫斯科去，这些肩膀现在一点用都没有了。”基辛格在和邓小平会谈时，也有着同样的意思，说什么我们都无所求于对方。毛泽东在会见时批驳道：你和邓副总理争执的时候，你说，我们都无所求于对方，“如果双方都无所求于对方，你到北京来干什么？如果双方都无所求的话，那么为什么我们要接待你和你们的总统。”

“燕子低飞，山雨欲来风满楼。”毛泽东把基辛格比作风雨中飞行的燕子，说：“你不得不忙。当风雨来袭时，燕子就忙了。”“这个世界并不平静，而暴风雨——风和雨——来了。随着风雨的来临，燕子也开始忙碌了。”毛泽东肯定和赞扬基辛格为中美关系所作的努力，他说：“你跑中国跑出了名嘛，头一次来（指1971年7月的秘密访华，作者注）公告发表以后，全世界都震动了。”基辛格深为毛泽东的人格魅力所叹服，他说：“我从来没有遇见过一个人像他具有如此高度集中的不加掩饰的意志力。”“他身上发出一种几乎可以感觉到的压倒一切的魄力。毛泽东的确能让人体会到力量、权力和意志的共鸣

关于燕子李三，既有长篇小说演绎，又有电视连续剧张扬，沸沸扬扬，好不热闹。然而文学家毕竟不是史学家，本文呈现的，才是生活中真实的燕子李三。

“缩骨功”只是传说也曾吃喝嫖赌

真正的燕子李三与作品中描述的有很大出入，实际上，在民间有两个传说中的燕子李三：一个是河北涿州的老“燕子李三”，原名叫李景华，由于他有时把偷来的东西分给穷人一些，算是个义盗；一个是山东禹城的“燕子李三”，叫李圣武，烧杀掳掠无恶不作，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强盗。

“燕子李三”李景华

吸毒致死看守所

李景华是河北涿州人，幼年随叔父流落到沧州，并在沧州落了户。沧州是有名的武术之乡，练武的人多，他就跟别人练了点功夫。那时他就开始小偷小摸，后来年纪大了点，他跟着沧州一个卖艺班子到河南洛阳卖艺。在那里班子住处丢了东西，老板怀疑是他偷的，就把他赶了出去。他在洛阳人地两生，完全靠偷盗生活。

在这期间，他来往于平汉线上，在河南、湖北一带作案。一次，他见洛阳警备司令白坚武横行霸道，非常气愤，便在夜里偷偷摸进白坚武的家里，将白随身佩带的左轮手枪偷走，用武装带把枪吊在白的后花园里，还留下纸条一张，上书：“‘燕子李三’到此一游”，令白坚武恼恨异常，可又怕事情传出去有伤自己的脸面，就没有大动干戈。这之后，李三又在当地偷窃过几家豪门，引起了当地上层社会的愤恨，当局到处抓捕李三。他为了逃避追捕，隐姓埋名去了少林寺。在寺中，他学了一些轻功，增强了他的偷盗本领。

后来，他又沿着平汉线来到平津一带活动。在这里他作案无数，曾先后到临时政府段祺瑞的宅邸偷盗过，偷过国务总理潘复以及军阀张宗昌的财物。他偷的大多是金银首饰和贵重的衣物。他偷来的东西给过穷人一些，但是绝大部分被他吃喝嫖赌挥霍掉了。因此，说他是专门劫富济贫的“侠盗”是言过其实，他不过是把偷来的东西随意处置罢了，但也不能说他对穷人没有同情心。李三作案有两个特点，一是专门偷豪门富户，一是作案后总要留些痕迹。李三作案并不是每次都能得手，他也有手头紧的时候，这时他往往到一些大户家“借钱”。所谓“借”，其实就是在深更半夜的时候从人家房子上垂下一根绳子，绳子上头系个小口袋，别着个纸折的小燕子，口袋里装着半块砖头，把绳子荡起来，一下一下地敲人家的窗户。识相的就会把砖头取出来，换上等量的银子。如果不但不给反而报警的，那日后多多少少就会遭点殃。

1934年春，李三被警方抓获，他被送进北平感化所。感化所巡官史海山怕他从自己的手中逃走，给他好吃好喝。后来，他们两人竟成了结拜兄弟。史海山窜通李三行窃，李三去偷，有史海山的庇护，他自然是有恃无恐。在这一年的夏天，李三偷了西单丽华绸缎庄的一些衣服，他把一些赃物给了史海山等人。一天，当史海山拿着赃物去洗染的时候被西单丽华绸缎庄的一个伙计认出，马上报了警，警察遂将史海山抓获。李三得到这个消息躲到审讯大厅的屋顶上偷听，结果被刑侦队抓个正着。

1935年春，北平地方法院审理李三盗窃一案，由于原告说李三不仅偷盗财物，还用枪恫吓仆人，法院遂认定李三有“强盗罪”，同年一月份判处李三有期徒刑12年。为了防止他再次逃脱，判刑后给他戴上了一种类似木枷、叫做“木狗子”的刑具。这种刑具戴上三年后双腿就会彻底残废。当时李三不服从判决，进行上诉。时任北平律师工会副会长的蔡礼先生为他免费辩护。就在李三上诉期间，由于他长期吸食毒品造成的肺痨严重发作，死在北平看守所内，时年40岁。在押期间，李三曾与一姓刘的寡妇结了婚，刘氏对他一直不错，经常去看守所看望他。但李三死后刘氏拒绝认领李三的尸体，看守所只好把他葬在义地里，并立石一块，上书“李景华墓”。

“燕子李三”李圣武

恶贯满盈被枪决

李圣武，山东禹城李家庄人，因在兄弟中排行老三而自称“燕子李三”。他小时候练过一些拳脚功夫，游手好闲，不务正业。到后来发展到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当时李圣武为了扩大自己在黑道上的影响而把老“燕子李三”李景华的事嫁接到自己身上，还到处吹嘘自己会“飞檐走壁”。事实是每次他被国民党当局警察抓获后总能用金钱打通关系，偷偷被释放。而警察局为了不背黑锅，也乐得帮他吹嘘他“飞檐走壁”的功夫。闹得整个济南城沸沸扬扬，使得人们确信城里有个“燕子李三”。

时隔不久，济南城解放，国民党特务机关为了破坏刚刚成立的人民政权，收买了一批黑道上的人物，李圣武也在被收买之列。1948年12月16日，“燕子李三”抢劫了济南经三纬四路的庆丰金店，并开枪杀了人；紧接着又抢劫了估衣市街老凤祥金店的24个金元宝；随后又杀害了芙蓉街芙蓉巷的商人纪波亭。这一系列恶性案件造成了极坏的影响，很快，“燕子李三”就被我公安机关列为重点通缉对象。1949年1月6日，时任济南军管会公安部督察室侦察员的徐志刚接到群众举报，说“燕子李三”正在舜井街的一个木匠铺里，由于情势紧急，徐来不及汇报就只身直奔那里。就在徐志刚押解李圣武回来的路上，李圣武在人群密集处拔枪开火，由于怕伤及群众，徐志刚只好眼睁睁地看他逃走。后来又有几次抓捕机会，但都让他逃走了。

李三虽然狡猾奸诈，但是他贪图女色好睡懒觉，而且在逃匿过程中急需大量钱财。根据这些特点，我公安机关经过严密调查，终于将目标锁定李三在徐州的姘头歌妓张红兰身上。1949年6月24日，在徐州公安局的密切配合下，外面布置便衣封锁，里面由内线人员周旋，另一路民警则以查户口的名义进入院内，并故意挨家挨户登记以稳住李三。当查到张红兰家时，两路人马同时行动，终于将李三一举抓获，并从现场搜出美造手枪1支和子弹24发。在审讯过程中，“燕子李三”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并交待了自己“缩骨功”等所谓高超武艺的秘密，不过是趁人熟睡之际用竹篾打开了手铐而已，其他武艺不过是在早年闯荡东北时所学的一些拳脚功夫罢了。在接受审讯时，李三表示自己作恶多端早就该偿命了。

1949年9月4日，时任济南市公安局长的凌云同志亲笔写出了处决意见，由徐志刚报送省人民政府，并取回了同意处决李圣武的批示。1949年10月27日，29岁的惯犯李圣武在十二马路北卡子外北被执行枪决。至此，“燕子李三”终于结束了他恶贯满盈的一生，他的真实面目也才为人所知。

经历了早年的少年得志、意气风发，经历了中年的坎坷岁月、命运捉弄，晚年的高文彬儒雅安详，人生起伏没有磨灭他的意志和一身傲骨。

撰稿／钱亦蕉(记者)

高文彬今年85岁了，身材不高，却装扮齐整，显露着彬彬有礼的绅士风度；虽一个人独居(女儿出国，只有一个保姆相伴)，家里却拾掇得明净优雅，至今还保留着喝下午茶(咖啡、点心)的洋派作风。坐在沙发上，这个当年亲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审判的目前唯一仍在世的华人，向我诉说起自己令人吁叹的人生故事。

东京审判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设在东京涩谷，这里战时是日本陆军司令部，建在小高地上，前面有礼堂、宿舍，后面一片是训练场，有马场、射击场等等。盟军用这里作为审判日本战犯的法庭，有个暗示的意义：你在这里发动战争，你战败了，我就在这里审判你。来自11个国家的检察官、法官和日本的律师都聚集在此，我作为检察官的秘书，办公室在法庭的三楼，二楼是各国法官办公的地方，原则上检察官和法官之间是不能有密切接触的。

审判是按照历史进程进行的，先是“皇姑屯事件”，再到“九一八”、“八一三”，再是“一二八”，按照整个侵略过程，最后是“太平洋战争”。我们中方检控在法庭上还是比较重要的，因为日本主要所犯罪行在中国，中国最早受它侵略，而且时间最久，损失财产最多，死亡人数也最多。开始审讯，按照法庭程序先由美国来的总检察长季楠把日本的侵略行为做一个概括简介，由日本律师来总体辩护，然后再由各个国家的检察官分别检控，中国是排在最先的。

军事法庭上，战犯的表现各不相同。比如大川周明，他不是日本军政界的人，是理论鼓吹家。他坐在东条英机的上面，审判当中突然打东条的头，美国宪兵把他拉开，他就发疯了。美国人把他送进美国军队医院，鉴定下来说他确实疯了。其实他是装的，以此逃脱审判。审判结束后，他承认自己装疯，还很得意地说美国人也给他骗过了。所有战犯都不肯认罪。因为东京审判采用英美法体系，所有战犯先被假设无罪，然后由检察官举证，法官再根据证据定罪。

一开始我是作为翻译前往远东军事法庭的，我并不是国民党(政府)外交部派遣的，而是国际检察组到上海物色懂法律、懂英文的人做翻译官时选中了我。当时我刚从东吴法学院毕业，我的老师推荐我去参加测试，主要是考英语。法律方面因为我是东吴法学院的，我们是中国唯一一所除了大陆法以外还教授英美法的学校，所以比较有优势。做了一段时间翻译后，检察官向哲浚先生对我比较满意，就留我下来做秘书。每天会由一个美国的下级军官送庭审笔录过来，是用绳子穿起来的活页，万一错了，可以解开绳子替换。笔录送来以后，我的工作就是登记。一般每个国家送一本，但我考虑到我们中国当时在那儿工作的法官、检察官、工作人员，大多曾学习或任教于东吴法学院，我就跟他们要求每天多给我们一本，我想结束后可以带回去给我们东吴法学院留做纪念。后来审判结束，我们把两套庭审记录都带回中国，很重，每天一本，每周五本，两年多时间呢。一套我给了东吴法学院，一套由检察官向哲浚带给了南京国民党行政部门。遗憾的是，解放后，东吴法学院拆分了，两套记录都遗失了。80年代的时候，上海市公安局和南京大屠杀纪念馆都来询问过我，想找回来，但是再也找不到了。

我的工作除了登记笔录，还有收送文件，安排检察官每天的日程等等，有空的时候就去他们那边的阅览室翻翻资料，就是在翻阅报纸资料时发现了日本两个士兵在攻打南京时进行杀人比赛的罪行。我主要接触的就是中国检察官向哲浚先生。他曾在上海高等检察院任首席检察官，向先生与一般的国民党官员不同，还是带着点书生气，作风正派(电影《东京审判》中的向哲浚由香港演员曾江扮演，有点匪气，我觉得气质上不像)，对谁都客客气气的。他是从清华大学毕业的，庚子赔款留美，在耶鲁大学学法律。他英文很好，为中国做的检控开场白非常精彩，连美国人也称赞他。

中国的检控主要集中在日本对东北、华北的侵略占领，成立伪满政府，还有南京大屠杀。伪满洲国傀儡皇帝溥仪被引渡作为证人参加庭审，比较引人注目。战争最后阶段，苏联对日宣战，攻到沈阳，溥仪来不及逃，苏联军队把他俘虏了。所以国际法庭要求他作证，苏联就派飞机把他送到苏联驻东京法庭的代表团，开完庭后再送回苏联。他一开始很害怕，因为自己是伪满洲国皇帝，怕中国把他抓回去，后来经过我们解释，他也比较合作。

对于南京大屠杀，向先生在去东京参加审判之前，就已经在南京地区进行调查、收集证据。正式开庭时，除了我们提供的书面证据以外，法庭还接受了两个美国牧师作为目击证人，他们当时在南京难民区工作，亲眼看到日本人屠杀中国人。其中一个就是马基，很有名，他用摄像机拍摄了一段资料，是南京大屠杀留存的唯一影像，当时在法庭上作为证据播放了。还有两个中国商人到庭作证，他们当时曾被日本兵集中起来用机关枪扫射，他们两人侥幸不死。扫射时，他们抢先倒下，前面的死人倒在他们身上，日本人以为都死了，随后他们偷偷沿着护城河逃了出来。

日本现实

虽然关于南京大屠杀其实在东京审判时就有了确凿的证据，但是在日本人当中，审判当时直至今日还是有人对此怀疑。除了一部分右翼分子故意散布谣言、混淆视听，还因为日本人、尤其是日本军人，长期受皇军封建军国主义的教育，认为天皇是至高无上的，皇军是生命中崇拜的对象。日本普通百姓，碰到皇军，都是要鞠躬的，甚至在上海也这样规定。当年有一个日军兵营驻扎在上海新闸路、武定路一带，他们规定任何人(不管日本人、中国人)经过都要向他们鞠躬。我家呢，住在康定路，我们学校在南阳路，从我家到学校就要经过新闸路日军兵营，为了不向他们鞠躬，我就故意多走路，从胶州路绕道去学校。

所以说，日本普通百姓根本不知道、也不相信皇军会在中国干这样的事，日本国内舆论控制得相当严，日本军队在外面杀人放火、做人体细菌实验等等，(日本)国内一点都不知道。东京法庭上，我们就收集到证据，说日本军部禁止回国士兵在国内讲述他们在外面的所作所为。所以，日本老兵一般都不愿吐露战争细节，当时肯出庭作证的只有一个日本人，叫田中隆吉。他是少将，以前内蒙古日本派遣军的炮兵司令，美国人收拢他上庭作证对日本人反戈一击。他的出庭对日本人很不利，所以东条英机看到他恨得不得了，觉得他是“卖国贼”。其实，田中作证也有政治原因的，他底下有一帮人，有些手段的，而且美国人也会保他。田中隆吉作为中方证人，还请我们吃过饭。

日本战后也是满目疮痍，我们的飞机在东京和横滨之间的一个机场降落，然后坐军用巴士沿公路进入东京。沿途我看到东京城周围也被轰炸得一塌糊涂，断垣残壁，有的工厂打得只剩下烧焦的铁箱，有的民房只剩下一两根柱子……甚者东京市内，在皇城护城河对面的大楼，一幢隔一幢被炸毁，这是日本人自己有计划地破坏的，以防美国飞机轰炸时，大火蔓延开来。街上经常看到日本男男女女穿着破破烂烂的军服，地铁站里面都是年轻姑娘，做些不光彩的事。因为她们的父兄参军被打死了，她们失去了生活保障，只能卖身过活。当时东京每周都有好多白人、黑人的混血儿出生，就好像电影《人证》里面描写到的那样。

审判时，日本普通百姓是被允许旁听的。每天，法庭都会分发一部分旁听券，感兴趣的人可以来法庭门口边上的小木屋排队领取，旁听席大概可以容纳一百多人。日本人也好奇，因为日本国内舆论控制得很严，满街都是皇军的正面宣传。所以到了法庭上，他们听到日军在南京等地的暴行，都非常吃惊，如梦初醒一样。特别是日本女人，听到这些情况心理受到很大打击，有时正好在过道里碰到我，都低着头不敢正视。

我们在东京，接触日本普通百姓是被严格控制的，吃饭也是要专门对盟军开放的地方才可以。我们有时偷偷去中国人在那里开的馆子，吃中国料理。我作为秘书，经常要和美国的打字小姐们打交道，她们知道我是中国人，有时会开玩笑说：“高先生，你请我们吃中国菜吧。”我说好，就偷偷带她们去中国饭店，从后门上去，跟老板说，美国兵来查，不要讲。我们中国检察组每年到春节都要请一次客，我负责订座，就挑这样的中国馆子。各国代表团听说中国检察组请客都很高兴，可以吃到美味的中国料理了。

当时的检察官每月收入500美金(相当于10两金子)，还有专门的交际费，一年有2000多美金呢，向先生用不了那么多，常常由我帮他安排请客交际的事。我的收入是300美金，顾问是400美元，倪征日奥先生作为首席顾问也是500美元，但没有交际费。这个钱是由国民党政府发的，我去的时候是翻译，一开始由盟军总部法律处发放，作为盟军的雇佣人员，文官CAF6级，最高是12级。

东京审判的结果，东条英机等7名甲级战犯被判处绞刑，荒木贞夫等16人被判终身监禁，东乡茂德等2人被判有期徒刑，最终没有追究天皇的罪行，这是首席法官澳大利亚人卫勃与麦克阿瑟私下约定好的。当时也有一些国家的检察官提出过要求天皇也接受审判，但是没有被采纳。那时美国人已经有利用日本的计划，已有私下交易。还有一个专门在东北搞731部队细菌战的日本将领，被美国人保护起来，送到美国去了，没有能接受审判，全部资料也被美国拿走。另一个日本华北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本来也要来东京受审的，但国民党来了个公函，说他在中国犯下滔天罪行，中国老百姓一定要他在中国受审，其实国民党是利用他来打共产党，因为他在华北长期作战，对华北情况比较了解

《访问历史》一书作者虽是新闻工作者，却迷恋历史。他对海内外的30位中国学者、作家、艺术家进行了深入的采访。作者通过这些访谈，重寻他们的传奇人生和晚年心境，他们的思想境界和处世之道，也留下了中国文化人那一个世纪的心路历程。本文为作者对香港作家罗孚的访问。

与曹聚仁先吵架，后来成了朋友

1941年，罗孚在桂林读完中学后参加《大公报》工作，抗战岁月中辗转到重庆《大公报》，1948年到香港《大公报》工作。40年代末，一批内地的作家、学者南下，曹聚仁、叶灵凤、徐讦等人从此扎根香港，而共产党员夏衍、聂绀弩在香港工作了几年后又回到北京。

这些文化人都和罗孚有过深交。聂绀弩曾戏赠：“惜墨如金金似水，我行我素我罗孚。”罗孚为他编了《聂绀弩诗全编》。

李怀宇：40年代末那批从北方来香港的所谓“南来作家”，在国内已经成名，后半生都在香港度过。你是什么时候和曹聚仁先生认识的?

罗孚：50年代，先是吵架，后来成了朋友。

李怀宇：曹先生那时候好像是左右两边都不太讨好。

罗孚：对。那时吵架是因为我们过左，其实他在右边也不讨好。尽管他有很多意见，但他首先讲他是从光明中来。不管怎样，他首先肯定那里是光明的。

李怀宇：关于曹先生“和平大使”身份的传闻，到底怎么回事?

罗孚：“和平大使”我有点怀疑。当时在这里他要做对台工作，这个问题就归《大公报》老总费彝民管，但是没有听到费彝民提过，不过也不等于没有，看样子恐怕不太像。当时传说蒋经国坐了一个军舰到香港的外海等他会见，那是不大可能的，因为台湾一个军舰到这里来那当然是很轰动的，蒋经国晚年差不多都拒绝他的。

李怀宇：费彝民是你的上司，许多海外文化人都是经过他的努力由香港回内地的，当时他的主要工作是什么?

罗孚：当时好像是总理讲过：“香港要是多几个费彝民和郑铁如，那我们就好办多了。”郑铁如是中国银行的经理，当时就是从他手上把中国银行交给里头的。费彝民做了很多统战工作，主要工作是领导《大公报》，很多事情都是我们去做，报馆的事情他办得不多，主要是对外统战工作。总理说的“好办多了”就是指他的统战工作做得好。他的统战工作包括对台湾的，曹聚仁是他联系的，还有章士钊几次来，也是费彝民照顾。章士钊也没有搞成什么工作，住在这里写了很多关于台湾的诗，寄给台湾的上层，从于右任起到下面好多人都有。李怀宇：你当时觉得曹聚仁的文章怎么样?罗孚：曹聚仁的文章很博。叶灵凤后来写的散文也很好，主要写读书随笔。

李怀宇：你怎么认识叶灵凤的?

罗孚：他替我们写稿，《大公报》、《新晚报》都写过稿。他一直在《星岛日报》，我们找他写，他就写了。

李怀宇：鲁迅骂过他。

罗孚：鲁迅骂过他，他也骂过鲁迅。我后来写过一篇东西，主要是根据他留下来的日记写的，提了他跟鲁迅的关系。他日记里写鲁迅的很少，基本上是自己也承认当年对鲁迅的态度不够好。他跟我们口头上是这么讲，回去旅行去过鲁迅的墓，而且表示了自己的歉意，但是文章他没有写。日记里提到他怎样替《星岛日报》组织文章纪念鲁迅。

胡乔木给聂绀弩诗集写序，聂是满意的

李怀宇：聂绀弩也在香港待过一段时间。

罗孚：曹聚仁来的时候聂绀弩也在香港，跟曹聚仁打笔战还是聂绀弩领头的。

李怀宇：黄永玉那篇写聂绀弩的《往事和散宜生诗集》里说，聂绀弩为了批曹聚仁，还让黄永玉去找狄更斯的《双城记》，要查那句有名的“这是一个光明的时代，这是一个黑暗的时代”。你跟聂绀弩交往比较多?

罗孚：还算多点，因为那时在香港是同一个党小组的，他当时做《文汇报》的总主笔，刚开始替《大公报》写文章。后来夏衍认为聂绀弩的杂文是鲁迅之后最好的，夏衍在一篇文章里面提到这点，这篇文章是我按夏衍的意思替他写的。

李怀宇：听说聂绀弩和梁羽生在一起下围棋，梁羽生新婚到北京度蜜月，跟聂绀弩下围棋下到把太太给忘了。

罗孚:他把太太给忘在旅馆里头，这是真的。聂绀弩常到《大公报》找梁羽生下棋，下着下着下到晚上他就忘乎所以了，懒得回去上班了，他就打个电话回报馆，今天就不写稿子了。他还跟梁羽生说这件事不要让我知道，因为我们是一个党小组的。

李怀宇：后来你为他编了《聂绀弩诗全编》。

罗孚：他的“三草”（罗孚帮聂绀弩在香港出旧体诗集《北荒草》、《赠答草》、《南山草》，称为“三草”）之后，我发现他没有收进集子里的诗有很多，就把它弄成全编。有一个叫侯井天的人，专门研究聂绀弩的，他也在搞，搞得更全面了，收集更多的东西，出了《聂绀弩旧体诗全编》，《聂绀弩诗全编》也有新体诗，他就没有，完全是旧体，那里面东西比较多了，而且注释也很全。

李怀宇：你觉得聂绀弩的诗怎样?罗孚：他的诗写得很好，他的旧体诗就是旧体，完全符合格律的，不像有的人就乱写一顿，根本不合格律。聂绀弩有他独特的风格，有些俗语他都用进去，但是又符合格律。

李怀宇：胡乔木给他写那个序是怎么回事?

罗孚：胡乔木看到我们在香港出的“三草”，觉得非常好，主动要给聂绀弩的诗集写序。聂绀弩就紧张了，又推不掉。后来那序来了之后，出乎意料，他还是比较满意，没有“我的诗好好地给他的序搞坏了”这么骂他。但是他的书为了等那篇序推迟了出版，因为他事前有那种紧张情绪，所以传说他否定那篇序，其实没有。

“新派武侠小说的催生婆”

在《大公报》下属的《新晚报》工作时，罗孚有两位后来名满天下的同事，查良镛（金庸）和陈文统（梁羽生），两人共同的爱好是围棋和武侠小说。1954年1月17日，太极派掌门人吴公仪和白鹤派掌门人陈克夫在报纸上的笔战难分胜负，索性签下了“各安天命”的生死状，相约到澳门比武。那天，《新晚报》的新闻大标题是“两拳师四点钟交锋香港客五千人观战”。罗孚灵机一动，力劝梁羽生撰写武侠小说。比武的第二天，《新晚报》就预告要刊登武侠小说以满足“好斗”的读者；第三天，梁羽生“只酝酿一天”的《龙虎斗京华》就开始连载了。后来，罗孚又请金庸“参战”，于是，《书剑恩仇录》横空出世。

李怀宇：大家都说你是“新派武侠小说的催生婆”，梁羽生和金庸写武侠小说都是由你发起。

罗孚:其实这就是拉稿的关系，搞报纸组织稿件，因为平常听他俩谈得很多，马上就找他们了。

李怀宇：有传闻说是你登预告逼他写的。

罗孚：不是，已经讲好了的。他说他最初不想写，实际上他很有兴趣写。

李怀宇：陈文统为什么用“梁羽生”这个笔名呢?

罗孚：后来他解释了，南北朝时是“宋齐梁陈”，梁在陈的前面，陈是继承梁的，羽是他们喜欢宫白羽的武侠小说。

李怀宇：金庸是把查良镛的镛字拆开。

罗孚：其实《龙虎斗京华》写得普普通通，那是第一篇。当时读者反应还是比较热烈，所以以后才搞得下去。

李怀宇：金庸的《书剑恩仇录》也是在《新晚报》刊登吗?

罗孚：是。当时不是有个《商报》嘛，《商报》看到《新晚报》登梁羽生的武侠小说有读者，他们就要求梁羽生替他们写，我们只能同意，因为当时要支持《商报》嘛。这是我们办的左派报纸，准备继承《大公报》、《文汇报》的。大家就要把《商报》办成一个比较灰色的报纸，吸引更多的读者，内容就要比较低，不是那么左，因为武侠小说有读者，我们当然要让梁羽生替他们写了。我们自己还得出啊，当时马上就找到金庸了。他也很乐意。

李怀宇：金庸就是在《新晚报》待了几年之后，去电影公司写电影剧本?

罗孚：对，长城公司。他一边在《新晚报》做编辑，一边写武侠小说，他也写电影，后来帮长城公司写，搞了个《绝代佳人》，是夏梦主演的吧。

李怀宇：当时说他暗恋夏梦，是真的吗?

罗孚：是真的。

李怀宇：说是后来他的很多小说的女主角都有夏梦的影子。

罗孚：那倒不一定，因为那时夏梦已经成名了。

李怀宇：那时金庸跟第一任太太离婚了?

罗孚：对，他第一任太太离婚后就直接回杭州去了。

李怀宇：创办《明报》时，金庸才三十几岁，刚开始的时候境况很惨，当时是跟第二任太太在一起。

罗孚：第二任太太朱梅协助他创业，尽了很大的力，她很能干，帮他做了很多事情。

李怀宇：你觉得他的社评写得怎样?

罗孚：他的社评写得不错，另外一方面是有的问题别人谈不方便，他能谈，谈得又比较中肯，当然声望也就提高了，引起读者注意……

李怀宇：梁羽生金庸的关系好吧?

罗孚：表面还是不错，见面客客气气。在我看来，梁羽生对金庸有点不服气，但是他也不好说出来，毕竟金庸名满天下。他并不去跟金庸相比，但实际上又在相比。

李怀宇：梁羽生后来移居澳洲了，你到过他家，他在澳洲生活怎样?

罗孚：他住的地方小一点。小孩很大，不晓得第几个儿子用体外授精的方法生了一胎三个小孩，三个小孩是很少见的。

除了金庸香港未尝没有别的

在北京，罗孚常与黄苗子、杨宪益、丁聪、范用、邵燕祥等朋友饮酒和诗。在香港，他提携后辈不遗余力，率先撰文向内地介绍董桥、亦舒、林燕妮、西西等作家。80年代末应沈昌文之约用笔名“柳苏”在《读书》杂志上推介香港作家。柳苏的《你一定要看董桥》一文影响深远。此文之前，董桥的书要在台湾出，是怕在香港卖不出去；此文之后，两岸三地争看董桥。

李怀宇：许多爱书人都忘不了你的那篇《你一定要看董桥》。

罗孚：董桥当年在伦敦的时候，我找他写过伦敦一些小事，写了几篇他就写不下去了。后来我到北京之后反过来替他写一个专栏，叫“燕山诗话”，在《明报月刊》登的。当时看董桥的文章看得比较多，他的风格比较突出。不过我觉得近年他写文章的路越走越窄，都是写些古董什么的，他说他不想继续写给年轻人看的东西。

李怀宇：怎么想出这么有意思的标题？

罗孚：主要是因为当时人家认为香港是文化沙漠，我的意思就是你们看董桥嘛，还能说是文化沙漠吗？！意思是你要看全面的东西才能了解香港的文化情况、文学情况。

李怀宇：50年代初期,南来的作家学者对香港文化有很大的影响。

罗孚：对。他们人虽然走了，但作品留下来了，有很大影响。以前人们讲香港是文化沙漠，现在香港文学活动还是很多。以前只有一个香港大学，现在当然好多大学了，大学里有老师有学生，很自然地文学活动就有了。

李怀宇：文学之外，香港文化还有很多精彩的东西。艺术方面像林风眠、黄永玉、刘诗昆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都到香港来，在艺术上大有作为。

罗孚：“文革”后林风眠从上海来香港，他跟别人讲，他在香港看到最好的共产党员就是我。他跟我们家很熟，常来我家里看我的小孩和孙子，跟我们好像一家人似的。所以他去世后我作了一副挽联：“情义难忘，待我全家如骨肉；丹青不朽，知公百世有辉光。”

李怀宇：你后来怎么编了《香港的人和事》一书？

罗孚：牛津大学出版社要搞一本书，可以申请艺术发展局的资助，要我替他们弄一本，那时我刚好去美国，在那里联系一些人写的。里面有一篇引用了一句话：香港“除了金庸，只有平庸”。但这句话是谁讲的我查不出来了，好像是台湾一个人讲的。香港有金庸当然是不凡了，但是除了金庸未尝没有别的东西。

人物名片

罗孚，原名罗承勋。1921年生于广西桂林。1941年在桂林加入《大公报》，先后在桂林、重庆、香港三地《大公报》工作。任香港《新晚报》编辑、总编辑。编辑过香港《大公报》、《文汇报》的《文艺》周刊。以丝韦、辛文芷、吴令湄、文丝等为笔名，在内地曾以柳苏为笔名，在《读书》杂志发表了大量介绍香港作家的文章。著有《南斗文星高———香港作家剪影》、《燕山诗话》、《西窗小品》等，编有《聂绀弩诗全编》、《香港的人和事》等。

老舍先生是我国著名的现代小说家、剧作家，新文学巨匠之一，以独特的艺术风格著称于世。他的小说《骆驼祥子》、《四世同堂》等和话剧《茶馆》等，以浓烈的京味儿和含泪的幽默讽刺赢得了千千万万的读者，也赢得了“语言大师”、“人民艺术家”的称誉。

读老舍先生的文章，常常有一种脚踏实地，颇有质感的感觉，不说他的那些长篇巨作，单拿他写的一些短文来看，便如温泉水一样慰贴人心，如陈年老酒那般令人久久回味。例如他写的《母亲》《我的理想家庭》等等，在《我的理想家庭》中，他这样写道：“我的理想家庭要有七间小平房；一间是客厅，古玩字画全非必要，只要几张很舒服宽松的椅子，一二小桌。一间书房，书籍不少，不管什么头版与古本，而都是我所爱读的。一张书桌，桌面是中国漆的，放上热茶杯不至烫成个圆白印。文具不讲究，可是都很好用。桌上老有一两枝鲜花，插在小瓶里。两间卧室，我独居一间，没有臭虫，而有一张极大极软的床。在这个床上，横睡直睡都可以，不论怎睡都一躺下就舒服合适，好像陷在棉花堆里，一点也不碰硬骨头。还有一间，是预备给客人住的。此外是一间厨房，一个厕所，没有下房，因为根本不预备用仆人。家中不要电话，不要播音机，不要留声机，不要麻将牌，不要风扇，不要保险柜。缺乏的东西本来很多，不过这几项是故意不要的，有人白送给我也不要。”

看吧，先生就是这么质朴而实在的一个人，甚至他对妻儿的要求也简单到可爱，“先生管擦地板与玻璃，打扫院子，收拾花木，给鱼换水，给蝈蝈一两块绿黄瓜或几个毛豆；并管上街送信买书等事宜。太太管做饭，女儿任助手──—顶好是十二三岁，不准小也不准大，老是十二三岁。儿子顶好是三岁，既会讲话，又胖胖的会淘气。

“这一家子人，因为吃得简单干净，而一天到晚不闲着，所以身体都很不坏。因为身体好，所以没有肝火，大家都不爱闹脾气。除了为小猫上房，金鱼甩子等事着急之外，谁也不急赤白脸的。”

是的，先生一家谁也不急赤白脸的，老舍的夫人胡絜青和他共同生活了35年，却一次也没红过脸。当年朋友把胡絜青介绍给老舍时，老舍给胡絜青写了一封长信，在详细介绍了自己的身世之后，提出了“约法三章”：第一，要能吃苦，能吃窝窝头，如果天天想坐汽车就别找我；第二，要能刻苦，学一门专长；第三，不许吵架，夫妻和和睦睦过日子。这三章约法，成为他们夫妻俩共同生活三十五年恪守的信条。

老舍还说：“我没有欧洲人的习惯，出去时，夫人在前面走，我在后面跟着打伞，我不干。如果心里有气，回家就打太太，我也不干。我愿建立一个互相友爱、和和睦睦的家庭。”老舍先生看似很朴实的几句话，却道处了非常深刻的内涵，包含了处理好夫妻关系最最根本性的东西。

也正是这种朴实，使得夫妻俩相濡以沫、风雨里相依相伴了几十年，抗战爆发后，老舍在胡絜青的支持下，只身赴重庆投入了抗日的洪流。后来，胡絜青从北平到重庆千里寻夫，而且带着三个年幼的孩子，经历了无数的盘问、恐惧、危险和空袭，走了一个多月才到重庆。因为有爱，所以强大。如果没有厚实的爱支撑，应该是无法克服这些苦难的。

梁实秋写文章回忆这段时期老舍的家庭，曾说道：抗战初，老舍和我一样，只身出走到后方，家眷由济南送到北平。他写信给朋友说：“妻小没办法出来，我得向他们告别，我是家长，现在得把他们交给命运。”后来我曾问其夫人近况，他故作镇定地说：“她的情况很好，现服务于一所民众图书馆——就是中央公园里那个‘五色土’的后面的那座大楼。”事实上，抗战到了末期的时候北平居民生活非常困苦，几近无以为生的地步。不久，老舍的夫人胡絜青女士来到了后方，在北碚住了不久便和老舍搬走，好像是搬到重庆附近什么乡下去了。

老舍对孩子的教育方式，至今是人们学习的榜样。老舍先生在给妻子的一封信中曾说：“我想，他们能粗识几个字，会点加减法，知道一点历史，便已够了，只要身体强壮，将来能学一份手艺，即可谋生，不必非入大学不可。假如我看到我的女儿会跳舞演讲，有做明星的希望，我的男孩体健如牛，吃得苦，受得累，我必非常欢喜！我愿自己的儿女能以血汗挣饭吃。”老舍先生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有一次，老舍先生的女儿为自己数学只考了60分有些不高兴，老舍却安慰女儿说：“60分也很高嘛！你比爸爸好，我小时候数学还净不及格呢！”当女儿问老舍先生自己考不上大学怎么办，老舍先生回答说：“考不上大学，你就在家待着，我教你英语。”

这是何等洒脱的心态，这样的家庭教育出来的孩子是幸福的，不管干什么，心态都将会是健康而阳光的。大师不愧是大师，令人叹服。